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1年第8期

@文/本刊记者 韩冬伊

在伦敦看过第一部戏，威尔有点灰心。

家乡小镇斯特拉福德不是没有过剧团巡演。不过，城中的一切似都灼灼如新。

玫瑰剧场甫一开张，如云观众挤满座席与站席。麦芽酒簌簌开瓶，小贩如梭，兜售起坚果和牡蛎。

收票人手上的绿釉钱匣似乎从未空过——公共戏剧，这一全新的商业娱乐形式正风靡伦敦，毋庸赘言的“时尚风口”。

那天的剧目是《帖木儿大帝》，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一鸣惊人的处女作。马洛，剑桥大学毕业，“大学才子派”作家，23岁，与威尔同龄——这一骑绝尘的“同侪压力”。

既无名校傍身，又无亲友帮扶，“乡下人”威尔还在剧院打杂。当学徒，协助编戏，“学着演100来个小角色”。

到这里，故事似乎仍乏善可陈。一个只念过文法学校的小镇年轻人，碌碌浮沉在“戏剧风口”方兴未艾的伦敦。

——这是莎士比亚的1587年。

伏案翻译九年余，译者傅光明总试着与“每一个莎士比亚”共情。“他如何离乡‘北漂'，如何摇着鹅毛笔开始写戏，如何崭露头角，如何谙达世事......”

以作家与翻译家的身份，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光明誓掷十年时光重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37部剧本、154首十四行诗、两首叙事长诗及少量佚作。

如今，译作恰已过半，“原味儿莎”成了他的口头禅，一点狡黠，一点亲昵。

2017年，傅光明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莎翁故居

1 剧场，在剧场

“每天下午两点，伦敦都会有两三部戏剧上演，剧场相互竞争......站着的观众只需要1便士......”

从游客托马斯·普莱特的旅行札记里，我们窥见1599年的“伦敦剧场图鉴”。

正在这一年，莎士比亚的签约剧团拥有了专属的“环球剧场”。

这是莎士比亚闯荡伦敦的第十四年。1589年，开始写戏；1590年，成为宫务大臣剧团的演员和编剧；1594年，与宫务大臣剧团签约，也成为剧团五大股东之一。

他一心想“赚点钱”，哪怕是在声名鹊起之后。

彼时，作为流行文化的戏剧仍如日中天。据估算，在17世纪最初的几年，每一周至少有两万伦敦人走入剧院。

全世界莎翁戏迷的圣地——在原莎士比亚“环球剧场”旧址附近复建的“新环球剧场”

傅光明谈及伊丽莎白时代蔚为大观的戏剧生态，“大体如美国作家爱默生所言：‘正值英国人需要戏剧消遣的时代......它既是民谣、史诗，又是报纸、政治会议、演讲、木偶剧和图书馆。'一大批同时代诗人，全都涌向这一领域。”

“而只有写得又快又好，演出才能卖座，作为剧团股东的莎士比亚也才能分红”，傅光明戏言，莎翁是“签约作家”。

作为签约编剧，莎士比亚要在十年内写完20个剧本。半年一部新戏，疾疾追逐新巧的时兴趣味。

“不能浪费时间搞无谓的试验，‘上座率'是最重要的事。”

“莎士比亚的戏是通俗戏，尤其是在1599年‘环球剧场'落成之前。”傅光明说。

“一开始，剧团常在伦敦东北郊的肖迪奇区演出。当时，这一区域堪称鱼龙混杂、藏污纳垢，除了底层市民，混迹于此的大都是酒徒、妓女、流浪汉。”而从卖浆者流手中挣票房，曲高和寡可不行。

莎士比亚的“上下文”正属于剧场——如此芜杂的、攒动的剧场。

不过，莎剧文本可以演出吗？我们是说，那种轻快流畅、无须凝神危坐的演出？

许多略具“莎翁印象”的读者未免错愕——尤其是在中译本语境中初识莎士比亚的读者。

傅光明坦言：“高贵文雅的中文译法，让许多读者在理解莎剧定位时产生了某种误解。”

“首先，他在什么情形下编戏，是为谁而编，又为什么这样编？事实上，早期莎剧如今看上去不成熟、结构失常，甚至出现莫名其妙的角色，也大多由当时的观众口味造就。一句话，莎剧本就不是为‘阅读'而编。”

“另一方面，剧本天然具备现场感。比如对白，上下句衔接应当简明、快节奏、口语化。而此前一些中译本，比如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将大量释义性的内容置入台词，形成许多文法复杂的长句。这是叙事，不再是台词。这样的‘莎士比亚'自然只能读，不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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